文|刘晓丹
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,这句谚语在冀中平原的老家,如同田埂上的野草一般,根深蒂固地长在人们的口耳之间,也长进了日常生活里。这不仅仅是一句谚语,更是一道流淌在血脉里的风俗印记。
在我们那里,“面”字有两重意思,一是指磨好的白花花的面粉,二是指那碗端上桌的面条。有趣的是,乡亲们管煮好的面条叫“汤”,热乎的汤面是“热汤”;过了凉水、清清爽爽的捞面,则被唤作“冷汤”。
入了夏,尤其是夏至这天,午饭的饭桌上,十有八九飘着的便是“冷汤”的清爽气息。
我年少时,白面是稀罕物,平日里需精打细算地省着吃,棒子面、红薯面这些杂粮才是餐桌的常客。棒子面做不成“汤”,红薯面勉强能行,可韧劲差点儿意思。
然而,庄户人的智慧是泥土里生出来的,和红薯面时掺上些榆皮面,就如同施了魔法,面立刻有了筋骨,能服服帖帖地擀成面条了。因此,小贩悠长的吆喝声“称榆皮面嘞……”便时常在村巷里回荡,那是生活的黏合剂。
老话说“芒种三天见麦茬”。紧随芒种节气之后,便是夏至。此时,龙口夺食的“三夏”大忙刚刚落下帷幕,田野里,玉米苗已然悄悄盖过了麦茬的浅黄。新收的麦子颗粒归仓,家家户户忙着淘麦、晾晒,石碾、石磨吱呀呀地转个不停,新麦的清香在空气里弥漫。
到了芒种与夏至交接之际,这饱含着阳光雨露的新麦面,恰时刚刚磨好上案。此时的麦面,筋骨最健,麦香最浓。偏巧天气也渐渐闷热起来,炎炎暑气初显峥嵘,这时候,将刚出锅的滚烫的面条猛地浸入刚从深井里打上来的透骨凉水中一“拔”,瞬间激出麦子最本质的清甜。捞起面条沥干,浇上或荤或素的卤子,码上应时的黄瓜丝、豆角丁,再淋上醋蒜调好的汁水,那滋味,别提多诱人了。
家里虽有了新麦面,但母亲持家向来精打细算,所以,小时候的夏至面,有时是纯粹的“白面汤”,有时则是母亲拿手的“包皮汤”。
母亲是擀面的好把式,不仅白面能擀得细如丝、匀如线,就是黏涩的红薯面,在她手里也能翻出花样来,这“包皮汤”更是她的绝活。
只见母亲先利落地和好一块红薯面,再和一块白面,接着,把白面团擀成一张薄薄的面片,像展开一张宣纸,再将那团紫褐色的红薯面团妥帖地包裹其中。那根光滑的大擀面杖在她手下仿佛有了灵性,灵活地滚动、碾压,不消片刻,一张白生生的大面片便如叠起的宣纸,服服帖帖躺在案板上。手起刀落,切出的面条根根分明,白中透紫,煞是好看,像裹着一层薄纱的紫玉。
那时节,家里吃的油是自家榨的棉籽油,乡人唤作“黑油”,颜色深重,烧热了会浮起一层沫子;盐是粗粝的大粒盐;菜蔬是应季的几样,豆角、根达菜、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。拌“冷汤”的卤子自然也没多少花样。
母亲会把豆角或根达菜焯熟备用,在碗里放上粗盐粒,用开水冲开溶化,“黑油”在铁锅里烧得冒起青烟,浮沫渐渐散去,丢进几粒花椒,“噼啪”一阵脆响,再迅速撒入一把葱花,那混合着焦香与辛香的浓郁气味,顿时便霸道地充盈了整个灶间。趁热将这滚烫喷香的花椒油浇在焯好的菜码上,再淋上盐水。面条在凉水里浸润得透心凉,捞到碗里,浇上这简单的卤汁,一碗香喷喷、凉丝丝的“冷汤”便完成了。
夏至这日,母亲往往会格外“奢侈”些,或调上一碗浓稠的芝麻酱,或炒上一小锅茄子肉丁、西红柿鸡蛋卤,这碗面,便立刻被赋予了强烈的仪式感,仿佛整个夏日的丰饶与期许都融在了这一碗之中。
这些年来,庄户人的粮囤一年比一年满当,天天吃上雪白的“冷汤”,再也不是奢望。日子好过了,乡亲们也开始讲究“食不厌精”。然而,夏至这天吃面的老规矩,却像村头那棵老槐树,根扎得更深了。
如今再看夏至的面,卤子的花样早已翻新:肉丁炸酱、西红柿鸡蛋、茄子肉末、麻酱蒜泥……讲究的人家会摆上两三种卤子任人选,配着黄瓜丝、水萝卜缨、焯豆芽、香椿末等各色菜码。村里的超市里,现成的鲜切面码放整齐,人们再不用像当年母亲那样,在案板前挥汗如雨地擀面了。
改变了的是碗里日益丰盈的生活滋味,不变的是那碗面承载的时令记忆与乡土情结。
这碗夏至面,是祖辈智慧的延续,也是时代馈赠的甘甜。当新麦的清香在舌尖萦绕,耳畔依稀又传来那悠长的吆喝“称榆皮面嘞……”岁月的风霜与日子的暖意,便都在这碗面里交融、沉淀,化作心头一道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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